刚刚结束的六月春拍，一枚“马克思致科勒特亲笔信函”以253万元人民币成交。提到马克思，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导师；可是这收件人科勒特到底是什么人呢？

其实，科勒特的名字在马克思及其家人 的书信中多次出现，马克思戏称他为 “短胳膊科勒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307页)。他的全名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 Collet Dobson Collet, 1812-1898)，是一位激进的自由思想者、社会活动家，英国报纸 《自由新闻》和杂志《外交评论》的编辑。

科勒特出生于伦敦，毕业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过法律，当过音乐教师，从事过法律工作。 1840 年担任英国工人组织人民宪章协会的秘书，1849 年还是宪章派废除报纸印花税委员会秘书，参与宪章运动，积极推动知识税的废除。50年代起，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消息、评论，支持废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知识税，而这期间,科勒特任《自由新闻》的责任编辑 (1855-1865)。 随后，他于 1866 年起担任《外交评论》编辑。科勒特编辑的报纸 《自由新闻 》，所有人是英国外交家戴维·乌尔卡尔特。以乌 尔卡尔特为代表，在英国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该派在国内政治上反对变革，宣扬复古的宗法制，因而马克思认为该派政治上是反动的，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 ，称他为 “乌尔卡尔特的喇叭狗——著名的科勒特”(同上，第29卷 63页)，以此嘲弄科勒特对乌尔卡尔特派观点的鼓吹。

虽然在英国国内政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乌尔卡尔特派是反动的，然而在英国的对外政策方面，马克思认为乌派是对抗现实中欧洲最大的反动势力——沙皇俄国的 一种力量，因而他说： “乌尔卡尔特是俄国所害怕的一种力量 。他是在英国唯 一 有勇气和良心反对舆论的官方人物。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能收买的人(不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名誉地位) 。 最后，迄今为止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例外地，我遇到的都是 诚实的人”。(同上，第30卷547页)正是由于马克思认为乌派的人诚实，才有了后来科勒特成为马克思朋友的这段友情。

在与乌派结盟的问题上，马克思实践了他的观点，即“持不同观点的各派人士是能够在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共同反对外部敌人的。”(同上，第 533 页)某些观点的不同，并未妨碍马克思与科勒特的合作，他利用科勒特提供的某些事实和他的报刊，批评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

马克思说：“无论如何，乌尔卡尔特派有个优点，就是他 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熟悉情况’......他们追求明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同俄国作斗争——并同俄国外交的主 要支柱伦敦唐宁街进行殊死的战斗。” (同上，548-549 页)

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方面，马克思与科勒特的合作很顺利。科勒特在《自由新闻 》 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18 世纪外交史内幕 》。 这是马克思计划写的关于十八世纪俄国和英国外交关系的一部著作的导言，分为五个部 分，先于1856年6月至8月发表于乌派《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 》上，后又于 1856年 8月至 1857年 4月在伦敦《自由新闻 》上全文发表。 文章通过对 18 世纪外交文件的引用和分析，全面揭示了 18世纪俄国和英国的关系，介绍英俄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旁及欧洲国际关系问题，这是一部研究 18 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著作。1866年，《外交评论》季刊出版，马克思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而结识科勒特。

1856年7月31 日，科勒特受乌尔卡尔特的指派，登门向马克思约稿，从此与马克思及其家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 马克思和科勒特都对戏剧感兴趣，因而科勒特成为马克思家的常客,两个家庭经常互相来往 。马克思的浓重德语发音不利于女儿学习莎士比亚的作品，于是科勒特的女儿克拉拉与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经常在一起朗诵莎士比亚的作品。

1877年8月，这样经常的聚会甚至形成了一个俱乐部——道格培里俱乐部( The Dogberry Club)。这个名称源于莎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警吏道格培里先生( Mr Dogberry)。俱乐部由两个家庭的成员和其他几个朋友组成。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龙格一直与科勒特保持书信联系，她称科勒特为“手臂短但目光不短的人”，并将丈夫龙格发表的文章寄给科勒特看，同时也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的材料。(同上，参见34卷476页)

关于马克思手稿的整理和搜集工作，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苏联成立后，列宁向院长梁赞诺夫提出任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购买马恩书信或书信的照片。“到特利尔中学档案室，订购了复制的马克思学生时代的作品；到耶拿大学哲学系，购买了马克思博士学位的证书；在伯恩施坦的住处，亲手从书架上拿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手稿；从阿德勒等人手里，找回了马克思《数学手稿》的10本笔记和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的书信；去恩格尔斯基尔亨市，得到了恩格斯青年时代的作品及同亲属的往来信件；在图书馆，翻阅了马恩为之撰稿的许多报刊的无数合订本……大英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科伦历史档案馆、警察局的档案库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董店，都留下了马恩研究院同行们搜寻的足迹”。目前，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马恩手稿。

目前已知的我国公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共有5份，其中两份保存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另外三份分别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是1875年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英文亲笔信，由李一氓同志捐赠。

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两封信均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购于海外，其一为1870年5月31日马克思致女儿燕妮的英文亲笔信，其二为1877年8月25日马克思写给德利乌斯教授的德文亲笔信。

保存在中央编译局的是一封是1876年10月16日马克思致友人托马斯?奥尔索普英文亲笔信，另外一封1878年6月25日马克思写给科勒特的信。这封信的原文是英文，至今未曾在国内外发表过，属于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信的字数虽然不多，但却与马克思同时期公开发表的其他文章及一些私人信件共同组成一个史料整体，清晰地折射出马克思与布赫尔进行斗争的策略和过程，“表现了马克思特有的革命气节、革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立场”。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只收录了部分马恩手稿，仍有遗珠散落世间，这些手稿往往既重要又有趣，马克思思想的一部分隐藏在他尚未发表的手稿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