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春,南北军阀混战,谭延闿利用南军内部湘、桂不和,乘势进入长沙。我父亲在上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回湖南又去做长沙县知事。父亲走后不久,继母也率我姊弟几人,乘日本轮船,由上海直驶长沙。

家庭随当时政局变幻而朝喜夕忧的情绪,十一岁的我是不会理解的。我只觉得风和日丽,乘轮沿江旅行,是件惬意的事,而且很快又将回长沙,我兴高采烈,欢喜异常。这条小客轮仅有两套讲究的客房,在最高一层甲板上,与其他旅客分开。我家占用一套,另一套房间里住着美孚煤油公司的大班家眷,是英国人。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英国人家里也有一个小孩,也是十一岁左右,也爱集邮。我在上海家庭教师那里学过一年英语,又有邮票作媒介,因此我与这位英国小孩一见如故,立即成了好友。我们在甲板藤椅上,在餐厅里,展示各自的邮票,请对方观赏。英国少年的邮票比我多,而且,他保存邮票的方法比我高明。他的邮票都粘贴在小本子上,一页贴十枚,每本只藏一个国家,共好几本。而我的几百枚邮票则是混杂着装在一个大信封内。相比之下,我真有点难堪。只是友谊与喜悦占据彼此的心,我们都不介意这点差别。

记不起是谁提出来的,我们两个少年朋友决定交换邮票,以志友谊。英国少年最满意的是我送给他的几枚“限新省贴用”邮票,他说以往从未见过。我的朋友以两枚换我一枚的等价交换方式,给了我好些漂亮的外国邮票,我也高兴极了。

这是我集邮史上与人交换邮票的开始,而且是与一位英国少年朋友交换的。

节选自1982年出版的《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  （ 姜治方，外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