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许多朋友问我:你怎么几十年没有和集邮界接触?你的邮集在文化大革命中何以保存完好?以后又是怎么联系上集邮界的?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我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报名参加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业建设的。从建厂开始,我埋头学技术学管理,紧张地参加了从土建到投产、生产、发展红旗轿车、越野车等新产品,包建第二汽车厂等工作,在工厂主要组织与管理生产,度过了25个春秋。众所周知,自50年代后期始,企业也经受了不断的运动,特别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倾、文化革命,作为一名企业领导干部,都要接受运动的批判与检讨。紧张的工作与生活,哪还有闲暇顾及集邮呢?

在汽车厂,只是在1961年2月,由厂工会俱乐部组织过首届邮展,工会干部何湘臣同志是集邮的行家里手,这次邮展由工会主办,他积极筹划组织。我有几个区票封,首次在展览中露面。在当时组织展出,十分不易,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活动,会上也发行过纪念封。文革中,极“左”思潮盛行,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为防万一,我的邮集先由我的女儿收藏起来。为安全计,以后我的邮票又无人知晓地转移到北京,由我的外甥女帮助保管。我的妹妹是一般工作人员,放在她家我估计不会遭遇意外。直到我调到北京一年多以后,方才将邮票取回。

我是怎样步入集邮界的呢?这还有一段趣事。1978年初,我调到机械工业部工作。次年冬的个傍晚,我到王府井去,办完事后,天已将黑。我顺路来到东华门外东安门大街,这里是中国邮票公司门市部,虽然天已黑了,但门前仍然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甚至公司的窗台上也坐了人。我挤进大厅,柜台上正在出售《中国邮票展览》一书(1979年11月,香港),我翻到有淮南区“稿”字邮票的一页,向柜台上一位女售货员同志指明目录中关于这枚票的发行时间可能有出入。她问我有根据吗?我说我也有这枚票,她似乎有点惊奇,我说我还有4方连呢,她更吃惊了。这时从楼上下来两男一女,女同志稍高,有个男的稍矮。售货员就冲着他们说:这位同志讲这里有错。她指着这页继续说,他说他还有个4方连呢。那矮个子用惊奇的目光打量我一番,便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说在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们还在商议些什么,未等他们说完话,我就走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邮票公司。

1980年春节过后不久,张延忠同志来电话,说有位同志对解放区邮票感兴趣,找到她。她虽然在解放区部队里长大,可手头里并无区票。她想起来在山东敌人重点进攻时,她还是个孩子,曾帮助我剪过信封上的邮票,因此断定我这里会有解放区邮票。那几天,我才从在北京的外甥女处将邮集取回不久。过一天下午,张延忠和《北京日报》的唐欣同志来了。唐欣同志是位行家,他看了我的邮集,十分惊喜。他赶紧把这一信息反映到《集邮》杂志，以后《集邮》杂志的王庸声、赵文义、王琦同志相继来访,并在1980年第6期《集邮》杂志上介绍了我和我的邮集,就这样,在我集邮40余年之后,终于步入了中国集邮者的队伍。

一年多以后,一次我在全国集邮联开会时,和吴凤岗同志聊起1979年我初次到邮票总公司门市部去的事。他说自那以后,他一直打听那个穿黑大衣、高个的机械部的人,始终未打听出来,现在终究有了结果。我问他那位问我话的矮个子是谁呢?他说那是邮票发行局的余长贵同志。如果那时他多问几句,或者我不急忙走,也可能我们早就相识了。

节选自《洪流邮趣》人民邮电出版社 ,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