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是民国时期集藏的大热门, 在 20 年 代中期集邮活动已成气候。其中著名的集邮大家有邮票大王周今觉、京师邮商施秉章、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作家夏衍、鉴赏大家马任全、菲华邮坛黄天涌、庄顺成等人。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卓越的活动家,著名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当然，在本文中，夏衍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集邮家。夏衍曾说:“我十四五岁开始集邮,时间大约是 1914 年前后”(《集邮》1980-1)。 他开始集邮时, 买的邮票是一袋一袋, 有100枚一袋, 500枚一袋, 几角钱或一元钱一袋。 那时, 他集邮也没有什么目标, 凡是没有的, 觉得图案好看的, 印刷精美的邮票都要, 以为数量愈多愈好。日本留学时,夏衍就收集大龙邮票,以后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这一爱好。 1935年, 他以红印花“小四分” 新票一枚向中国集邮前辈姜治方换得大龙毛齿新票一 枚。1945年, 他在上海与友人换得一组“ 大龙”光齿四方连全套。 1955年, 他观看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 大龙” 邮票集, 赞叹不已。 以后陆续从陆志韦处换得六七十枚“大龙”邮票。 他收藏的“ 大龙”甚为齐全 , 有“大龙” 薄纸全套、 阔边全套二厚纸 全套、光齿、毛齿俱全, 其中且有四方连。 最珍贵的是红、黄、绿色一套三枚的大龙邮票。 这套大龙印于清光绪四年 ( 1878年) , 当时全国只有 5 个地方邮局曾发行过，新票留下极少, 四方连薄纸阔边的新票更少 , 故是罕见之珍品。

夏衍珍藏的邮票中, 红印花极为丰富。印花, 原是税票的一种。 我国清代, 邮政是附属于海关的。1897年，海关邮政改为国家邮政后，用税票加盖“大清邮政”等字样以代替邮票。这种“红印花”的邮票是白底红纹，上盖黑色文字，是我国早期的一种邮票。传世的红印花邮票有8种：小二分、小四分、大一分、大二分、大四份、大一元、小一元、当五元。夏衍拥有其中的7种，独缺一枚“小一元”。他曾多次想要补进，终未如愿。红印花邮票中，最为珍贵的要算“小四分”，这种小四分票红印花，印量比“大一元”少得多，一共印制了200枚，因此价格也贵得多。夏衍收藏小四分有5枚，特别是有一枚四方连，更为珍贵。据说，世界上仅有两枚小四分四方连，价格自然更加昂贵。夏衍所藏红印花小四分四方连和大一元直六连 , 系从陈复祥处购得。 陈复祥是我国著名邮学家, 也是最早经营邮票的邮商 。 据说 , 陈复祥原有大一元直十连 , 后撕去一个四方连, 才剩下这枚直六连的。

建国初,夏衍任华东区行政公署宣传部长,由于集邮,结识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周煦良教授(周今觉之子)。周教授将收藏的一套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赠送夏衍留念,并介绍夏衍与著名集邮家姜治方认识(姚文群编著的《名人与集邮》p44)。后来,他与姜治方之间的集邮友谊传为佳话。夏衍的儿子沈旦华在《回忆老头》一文中,谈到父亲集邮的故事: 抗战胜利,作为《新华日报》总编,他第一批坐飞机经南京到上海,闲暇之时,去虹口逛地 摊,当时日本人遣返归国,带不走或者要变现钱的东西都在地摊上出售了。他发现一个日本老太太,出售的邮集是日本最早期邮票,而且是实寄封,反映了最早上海和日本通商的情况,他用日语问价,老太太要 5000 元,真是一笔巨款,按习惯日本人是不会讨价还价的,他想了想,约定明日再来,回去后向我外公借了钱,买了这本邮册。1985 年,日本集邮权威来我家看邮票,见了这本邮册,开玩笑说:“这是日本的国宝,我用 500 辆丰田小轿车和你交换,还是让它回国吧。” 老头立即说:“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国宝是否也可以归中国。”当即两人哈哈大笑,可见它的珍贵。

1991 年 1 月 23 日,夏衍将珍藏的邮票(品)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捐出清代邮票 332 枚,日 本邮品 106 件(《夏衍传》P747)。藏品中有极为珍贵的红印花加盖小字 4 分四方连、红印花大一元直六方连、大龙光齿四方连全套及小龙毛齿四方连等。